相信这一事件终将水落石出，被揪出来的责任人也将受到严处，但以深圳市20万只摄像头和全国各大中城市数不胜数的摄像头数量看，即使该事件水落石出，也很难消弭公众的恐慌。事件暴露出“隐公”与隐私的双重盲点。
所谓“隐公”，姑且用来意指隐藏于公众背后的公共视频监控及其自我管理。出于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等考量，摄像头被我们引进来，成为公权力在“三维空间”的监控者。但与监视系统配套的安装和使用法律法规及拍摄信息存储、使用的相关规定，却没有与摄像头增量齐头并进。以深圳这个摄像头为例，公安、交通、城管等10多个部门拥有使用权，足以说明安装使用的无序。据既往经验，多头使用结果往往会留下管理漏洞。
诚如有专家分析，偷窥事件中，“某些个人显然在行使职务时利用公权完成了侵权的动作”。这是另一类“隐公”——在这个过程中假公权而满足了私欲。当然，不是说这种“假公济私”在其他领域就清白若纸，而是说公共视频监控领域因为事涉公民权利和隐私，应重点防范公权突破界限。遗憾的是，由于法律法规的缺位，这个领域反倒成了对公权约束松弛的领域。
在公民隐私方面，一部单独的专项法典尚属空白，个人信息与公民隐私也尚显含混。在公民隐私若隐若现于几条司法解释和法律条文的情势下，公民隐私权无从系统界定，进而不被公权或商业利益所重视，几乎是一种必然。监控道路状况的摄像头转向了住宅楼，与公共机构掌握大量公民信息而又泄露没有质的区分。
在偷窥事件中，或许人性之恶的放纵令人义愤，但“隐公”与隐私的双重盲点则尤其需要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才放纵了人性之卑劣或者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