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正是基于生命神圣，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也正是基于生命神圣，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李道红非法剥夺患病女儿的生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触犯了国家刑律，自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我们不能漠视一个现实：一个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人，为什么会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甚至“所在村庄的村民，集体向法官写信请求轻判”呢？

无可否认，20年来的病患严重桎梏了病患者本人和她的母亲。如果不是被逼“走投无路”，谁会相信李道红会亲手杀死女儿。

通过新闻看到，“我带小菲到北京是看病的，我如果不想要她，不用等照顾了21年之后。……家里太穷，住不起院，我一时糊涂，想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母亲常躺在床上掉泪，说如果妹妹会走路，会说话，或手灵活，哪怕有一样也好啊。她总担心，如果哪天自己不行了，没人照顾妹妹……”

疾病和贫困阻挡人类迈向自由时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贫而犯罪的报道已经不少。像这种一两年不能治愈的疾病，拖垮的不只是患者本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比如成立某种基金，由国家或某些社会团体来收治并供养呢？

从本案中，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安乐死”争议的影子。虽说实施“安乐死”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比如谋杀。但“事物都有两面性”，片面、过度地保护生命权有时恰恰暴露了对生命的不尊重。学界曾有观点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

在“安乐死”未入法的今天，李道红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制裁，更多的还有伦理上的责难。本案引发的关乎伦理和法律的现实追问值得我们持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