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警令状”蕴含着某种逻辑漏洞。照字面理解，那就是打击黑恶势力仅仅为了奥运会。逻辑漏洞还在其次，相关方面只要重新修饰一下文字即可。关键是这里面还潜藏着畸形政绩观。
政绩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只不过在有关方面的不规范行为下，很多时候成了贬义词。不必否认，政绩观无所不在，然而，畸形政绩观却不是我们需要的。GDP决定论就是某种畸形政绩观，受此影响，有些地方重视了发展忽视了环境，重视了形象忽视了民生。就本质核心而言，“奥运会前至少打掉一个黑社会组织”的“警令状”，与GDP决定论是“一母所生”，都是畸形政绩观的派生品。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其可行性及可能的后果。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绝不是平均存在的，不同城市数量及程度有所不同。辽宁省公安厅的“警令状”后面，隐藏着一个判断，那就是每个城市都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如果一个城市，由于治安工作有力，防范工作到位，没有这类组织，那么它怎么才能完成“必须打掉一个”的任务呢？
从可能的后果来看，为了能完成任务，那些没有目标可打的市，可能会为了政绩而造假。更大的后果在于，为了应对可能还有的“警令状”，以后地方公安机关，对于恶势力不是露头就打，而是待其到一定规模再打。这样既能完成任务，又能形成轰动。对那些黑社会性质犯罪较猖獗的地方而言，此时明明可以打两个，为了下一次能完成任务，可能本次只打一个。
这种为了政绩不惜养虎成患，不惜给百姓造成更大利益损失的做法，在危害性上甚至比GDP决定论还要严重。是畸形政绩观。
其实，任何严打都是事后诸葛，公共危害已经形成，公众利益已然受损。只有防范是归孤做法，只要露头就打，不给任何黑恶势力冒头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因此考核一个地方公安部门的政绩，应该看该地方有没有形成黑恶势力，公众有没有因此受到伤害。这样的考核才科学，建构在这一基础上的政绩观，才是科学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