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王兆山表达“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从初衷上来看，倒不是有意亵渎死难者——尽管词作在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感受。王兆山如此表达，纯粹是源于一种习惯性的写作路子——这是一种在“圈养制”体制下的作家最喜欢用、也最驾轻就熟的常规创作思路。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多数作协一直是供养体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圈养制”），只要进入到这个体制之内，作家就能享受和公务员一样的待遇，而稿费和版税收入则归作家本人。在“圈养”体制下，有些作家受传统意识的影响，往往曲解“主流意识”，总是在提炼高尚的时候却忽略基本的人文关爱，缺乏一种真正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所以，他们总是要从泪水之中找出欢笑，从痛苦之中找出欢乐，从悲剧中找出喜剧。
文艺创作当然需要主旋律，但前提首先要有基本的“人学”底线，即应在关爱生命的前提下去达成上述目标。而肉麻的歌功颂德则不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离开了基本的“人学”底线，这种歌颂便成了虚浮和轻佻，甚至间接地亵渎了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