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一座城镇在重大灾害之后的重建选址规划，不仅是一个涉及人居安全、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课题，也是一个涉及自然与经济、社会 、人文等多学科协调的、严肃的战略问题。是原地复建，还是异地重建，必须进行多学科的深入研究。

汶川县城震后重建的规划，不仅当地民众心有所系，而且国际社会也给予高度关注。国内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的视角积极审视这项重大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这种积极的态度令人尊敬。

但任何某一学科的某一位专家，如果不经过深入调研和全面分析，都不可能、也不该仅仅凭经验，武断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必须慎之又慎地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分析各种因素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作用的权重，利用系统论抑或更为先进的一套科学系统，进行分析后，再提出建设性意见。继而还应经过更多学科的专家论证，才能做出最后决策。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和严肃的学者基本的治学态度和起码的科学精神。

但目前在我国的一些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一些被炒作过热的著名学者专家，正在利用他们的公信力和 “权威”，对公共行政决策指手画脚。其中有些人正在取代昔日拍脑门的长官，靠想当然或权威的好恶，干预某些重大公共决策。

当然，在一些科学的领域，不能忽视某些学科带头人和权威人物的知识积累，更不能不尊重这类专家的意见。但涉及到如重大灾后重建这样的重大决策，就不能盲目听信一个学科一两位专家的意见了。

对那些靠拍脑门无端结论的专家，即使有时蒙对了，那也是有悖于科学精神而侥幸撞大运的结果 ，绝对不是科学论证和决策的胜利。

对于汶川震后重建的论证，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专家经验与科学论证的悖论。如果在这类重大决策过程中，一位某一学科的专家，就可凭经验做出决策判断，那么，就会像以往的一些官员做出拍脑门决策一样，必然会对科学决策机制构成挑战。

科学的决策，只能产生于科学的决策机制之中；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全面的数据分析和基础资料的调研基础上。科学的决策，既要防止盲目的长官意志，也应防止盲目的所谓专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