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头新闻：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正式在广东实施。由此，广东省劳动争议纠纷不需要仲裁就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有效解决了仲裁和审判中容易出现的“脱节”问题，以应对珠三角劳动争议案件“井喷”态势，保护劳动者权益。（今日本报A03~04版）

这是一部亮点突出又颇富劳动者权益保护含义的《指导意见》，疏通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部分企业存在的用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关系不清楚等问题的解决路径，以致以此衡量，“华为万人辞职事件”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无效。因此，这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制定的第一部指导性意见，被寄予了为最高法院制定有关司法解释提供重要借鉴的厚望。

由是观之，法规逐渐完善的脉络，呈现给公众的是“社会经济”向“经济社会”的逐步变迁，乃至由之呈现的观念“升级”。

有评价认为，该《指导意见》让决策者的思想从以往看重招商引资，从“GDP至上”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公平、理顺劳资关系、防止“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继续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等考量，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以此来看，衍生于这部《指导意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要比其实践功效突出得多。

先有决策者观念的转变，才会有劳动者权益的充分保障，这一逻辑延承在目前的现实语境中几乎不可转变。是故，笔者更为看重的是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

招商引资是压倒一切的大事，“GDP至上”饱受诟病却稳如泰山不可动摇，是我们此前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突出特色。由此，社会难免会充盈着“经济”的气息，经济总量几乎成为了惟一的观测点。换言之，“社会”的价值淹没在了“经济”价值之中，“社会”似乎成了“社会经济”，突出了“经济”属性之后，“社会”内涵中的公平正义、民生诉求等一系列属性退而居其次，甚至被漠视了。毋庸多言，这是一种“畸形”或者说“病态”的社会内部形态。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改善民生、予民福祉。一定意义上说，经济越发展，越应该关注民生。换言之，“经济”必须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理性归位。这个过程，既有经济总量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结构地位问题，也有“经济”本身内部的关系问题。维护社会公平、理顺劳资关系、遏制“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是经济发展中内部必须调整的关键问题，也是“经济”之于“社会”的必要贡献。

令人欣慰的是，一部地方的《指导意见》已经透出了“社会经济”向“经济社会”强烈转身的信号。社会变迁或许有种种内敛和外显的形式，但稳固于法规条文中并用以指导社会生产生活的形式，无疑是最具社会人文价值的。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到《劳动合同法》到地方的《指导意见》再到对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预期，法规的完善脉络本质上体现着上述的转身，不仅是强烈的，还是强硬的。或许，法规付诸现实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或被人为弱化，但不可否认这种进步越来越明显。缘于此，我们不仅应该给这部地方的《指导意见》必要的掌声，更期望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尽早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