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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越理性 官员越谦卑
·2008-07-30 06:38:45·来源:河北青年报·浏览:
28日,儒雅、诚恳的广州市文化局局长、音乐专业博士陶诚做客广州电视台“行风大家谈”节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面对着观众和主持人不留情面的“投诉”和“质疑”,陶诚说得最多的却是“感谢”和“感动”。(7月29日《新快报》)

作为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陶局长很无奈:一方面,他很想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他却承载了太多的行政惯性和利益纠葛,这些惯性和纠葛束缚住了他的手脚。因此,陶局长的尴尬并非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相反,笔者认为,相比于一些官员在面对公众“投诉”和“质疑”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陶的谦卑显然是股政坛新风。

官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在臣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

臣民社会,官员是为百姓做主的人,俗称“父母官”,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不好。谁不想多一个像父母一般慈祥的人来爱护自己呢?但事实证明,一些“父母官”不但没把百姓当成子女一般来爱护,反而只要求百姓将自己当成父母一般来敬畏。而在公民社会,官员是为公众服务的人,俗称“公仆”。

为民做主和为民服务,乍一看,似乎都是为民办事的意思,好像没有本质区别。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两者完全不同。为民做主,于官员而言,是一种主动行为,于民众而言,则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它凸显的是一种说一不二的强势和傲慢。为民服务,意境则完全相反,于官员而言,为民服务是他们的一项义务,于民众而言,接受官员的服务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一种权利。

一些官员的傲慢之源,在于其手中所掌握的公权。公权越放肆,官员便越傲慢,反之,公权越理性,官员便越谦卑。学者刘军宁曾比喻:政府就像是一个宇宙,它为公众提供一个虚空的秩序和环境,好让公众在其中自由运行。政府让出的空间越大,民众的自由便越多。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著名理论——“有限政府理论”。据此理论,政府官员的权力均来自于公众的赋权,因此,在公众的面前,官员必须保持足够的谦卑,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权真正为民所用,不至于沦为特权。

当前,我们离完善的公民社会尚有距离。在公众的指责和质疑面前,很多官员依然做不到应有的谦卑。这样的背景之下,陶局长的谦卑之举无疑是个难得的表率。

作者:■莫言锋  网络编辑:樊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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